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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说点轻松的,也是二〇一〇年,我去南非现场看世界杯,学会了好几种骂人的脏话,因为每场比赛两边的球迷都用简单的词汇互骂,我记住了。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,什么样的脏话都是一学就会,现在这些脏话已经全忘了,后来没机会用。差不多十年前,我家里的餐桌是在宜家买的,桌面是一块玻璃,上面印有几十种文字的“爱”,开始的时候我看着它心想这世界上有多少数量的爱?有意思的是,为什么全世界的球迷在为己方球队助威时都用脏话骂对方球队?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里都有“爱”?这让我想起两个中国成语: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,接下去我就说说这个。

  中国的明清笑话集《笑林广记》里有一个故事:一个人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过城门,横着拿过不去,竖起来拿也过不去。一位老者看到后对他说,我虽然不是圣贤,也是见多识广,你把竹竿折断成两截就能拿过去了。法国有个笑话,这是现代社会里的笑话:一个司机开一辆卡车过不了桥洞,卡车高出桥洞一些,司机不知所措之时,有行人站住脚,研究了一会儿,对司机说,我有一个好主意,你把四个车轮卸下来,卡车就可以开过去了。

  这两个笑话的时间地点相隔如此遥远,一个是明清时期,一个是二十世纪;一个在中国,一个在法国。可是这两个笑话如出一辙,这说明了什么?应该说明了很多,我说不清楚,别人也说不清楚,也许有一点说明了,就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头禅——人都是一样的。

  我再说说两个与我有关的故事,第一个是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小说里的许玉兰感到委屈时就会坐到门槛上哭诉,把家里的私事往外抖搂——这是基于我童年时期的生活经验,当时我家的一个邻居就是这样。一九九九年,这部小说的意大利文版出版后,一位意大利读者对我说,那不勒斯有不少像许玉兰这样的女人,隔些天就会坐到门口哭诉爆料。第二个是《兄弟》,十二年前在中国出版时受到很多批评,二〇〇八年出版法文版时,一位法国女记者采访我时对此很好奇,问我为什么《兄弟》在中国遭受到那么多的批评,哪些章节冒犯了他们。我告诉她有几个章节,首先是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窥,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其他的,这位女记者就给我说起法国男人如何在厕所里偷窥的故事。这下轮到我好奇了,我说,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窥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“文革”时期,那是一个性压抑的年代,你们法国的男人和女人上床并不那么困难,为什么还要去厕所偷窥?她说,这是你们男人的本性。

  “感觉现在新出现了一个需要解释你自己写的东西这样一个行业:你需要再写一个短篇小说去解释你的小说,但是其实写小说的乐趣就是它不断带来惊喜,一个东西可以引申另一个东西的产生。小说的两个主要的元素像绳子拧在一起一样:情节会派生角色,角色会影响情节,这个技巧是非常复杂的。写小说最开心的是,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一个本来很边缘的角色发展得非常灿烂,或者一个角色的行为把你的情节拉到一个新的阶段,当你写到最后你会完全忘记了发生的过程,所以解释真的很困难。”麦克尤恩说自己的写作就是控制自己的句子,但是给人物以自由。“我对我写下的句子有我非常坚持的控制,我写完句子的时候会不断回头看。”

  但他表示,自己也很乐意听到评论家们的声音,他们有时候把作家都不知道的东西写下来,尽管有的评论家是为了写而写。“我昨天知道,有中国评论家说,刚看到我的小说时,觉得我很邪恶,并说不想见到我。“麦克尤恩接着说:“我很期待见到他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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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遗中国:黎族打柴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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